鲁迪·威伯的个人简介
鲁迪威伯(RudyWiebe,1934-),加拿大著名作家，长期从事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迄今已发表小说14部，散文4部，剧本2部，其中长篇小说《大熊的诱惑》(1973)和《发现陌生人》(1994)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他的作品多围绕历史题材，关注印第安民族和门诺教徒等边缘群体的境遇，文风厚重、凝练，寓意深远，被誉为“兼具福克纳和巴尔扎克的特点”(《加拿大读书报》)。文学观点
鲁迪 威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最重要的是让读者头脑里始终存在“编故事”的意识。我想让你们因为人物和事件等的力度而暂时陷入忘我境界，但与此同时，故事的整体构架必须清楚：我想要读者对此多加思索，而不是简单地关注事件的前因后果。对犯罪小说那种简单化的情节，我是不感兴趣的。虽然人作为个体的经历相对单纯、渺小，但有关人生的问题要比一个简单的案件意义深远得多。因此，在《天伦之爱》中，“面粉与酵母”这一章的故事相对简单，但我想请你注意，在这部小说的其他章节上，到处都在呼应，直至读者的头脑里形成某种范式，某种下意识的关联。比如，女性的编织，重复了几个世纪，她们是在维系，而没有放弃。在我看来，读者应当积极参与，把故事维系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坐在那儿，让故事从自己半睡半醒的意识中流过。阅读小说不同于看电视，需要敏锐的大脑去积极阐释。·
社会评价
同中国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史不分家的文学传统相反，西方（当然包括加拿大）文学传统是文史分家的。在西方人眼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文学的文学性很特别，在西方人眼里，什么是文学性呢？文学性就是由想像、虚构、幻想等构成的特别的文学性质。在文学理论上，西方人虽然很早就提出了模仿论的文学理论，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上似乎并不太注重文学的现实性，当然更不注重文学的历史性，因为现实和历史会妨碍他们的想像、虚构和幻想，没有了想像、虚构和幻想，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如神话思维等就会失去作用。没有了神话思维，就没有了希腊、罗马的神话和荷马史诗以及三大悲剧家和三大喜剧家的杰出作品。亚里士多德也贬低历史，认为他心目中的诗即文学作品比历史的价值更高，更具有普遍性和哲学意味，而文学作品的普遍性和哲学意味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人人爱听、爱看和爱琢磨的较具体的现实和历史更具普遍性的想像、虚构和幻想来的。鲁迪·威伯编史小说的价值就表现在他用他的实际成就即14部优秀的编史小说，其中两部长篇小说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的实际成就来颠覆了西方人传统的文史分离的文学观念，向文学理论的建构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这就是编史小说（historiographic fiction，也有批评家用metafiction）。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很早就有了这种编史小说的文学类型，而且产生了许多杰出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鲁迪·威伯等加拿大作家的编史小说是大有前途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给世界文学版图提供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杰作和精品。· 其次，鲁迪·威伯编史小说的范本价值。编史小说的创作困难其实并不在他对历史的编写，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本身。从历史到小说还需要小说家的一番奋斗，他甚至要发挥他的主观精神，努力去与历史搏斗、撞击，最后克服并战胜历史，让历史以艺术的方式进入作者的生命和灵魂之中，然后才能写出像样的编史小说来。鲁迪·威伯是很好地发挥了这样的主观精神的，他写出了杰出的作品。关于此，鲁迪·威伯有一段夫子自道，他说：“在我写故事的时候，我把这故事的语言写得可感可触（即看得见、听得着），也就是说写曾经生活在可感可触的地方的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在这种u2018赋予血肉u2019的写作中，我必须努力进入故事人物的灵魂，而不是我的灵魂，来编写故事。但由于对他们的了解甚少，因此我必须尽量多地了解他们的事情，尽可能多地研究发掘他们的过去。但与故事的内容相比，我的写作方式同样重要。换言之，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因为我在寻找那种用自己有根有据、有案可稽的想像来编写人物故事的形式。小说家首先就得具备这种想像，然后将其发挥尽致。史实只作为想像的起点，由此出发进入我们大家所共有的最深邃的精神和想像的世界。” 鲁迪·威伯通过他的实践为后继者找到了一条创作编史小说的“金光大道”，他的作品是后继者学习的范本。当然，鲁迪·威伯的编史小说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也有一些处理不恰当之处，从鲁迪·威伯的编史小说中学习当然也包括从他的教训中进行思考。·
最后，鲁迪·威伯编史小说的价值还表现在他敢于替加拿大殖民历史上的弱者鼓与呼。他要发现历史文献中的“陌生人”。鲁迪·威伯是一个敢于关心“无名者”的命运的有良知的小说家，他常常在他的编史小说中把小人物置于文本的中心来叙述，并把他们写得善良、诚实、可靠也可爱。鲁迪·威伯的编史小说可以说是对西方殖民历史中的所谓“正史”的颠覆，值得注意的是，鲁迪·威伯的编史小说基本上都是讲的普通人的故事，而这些普通人的故事（相对于征服者、伟大的传教士以及他们英明或愚昧的教诲而言）只在口述中靠记忆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故事更加精彩，这些故事在欧洲人看来与人类文明的u2018宏大叙述u2019格格不入，但这使它们更加引人入胜。这世上的那些弱者对于生活的理解常常不同于沉溺于权力的强者。可惜记忆短暂，伴随着某一语言的消失，记忆也完全逝去。要让故事经久不息，就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记录，不论是记在石头上、纸上、器物上等等。在我看来，现代小说家实际上是个民间故事的记录者，用他的记录来帮助读者感受作为平常人、作为少数者的情感和欲望。”读了鲁迪·威伯自己说的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懂得他为什么要从《门诺教徒受难之地或基督徒殉教之写照》中采写故事了，因为“就是这样一本关于平常人的书――历代记录下来的史实，包括法庭笔录、传闻、家庭旧事，还有记忆中的祖先，夹舌钳这类作为遗物珍藏的器物等。这些故事是值得记录的，不仅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记录能力强了，更因为这一做法体现了耶稣（还有其他伟人）的教诲：在造物主眼里，人人都值得珍爱，人人都值得铭记。·